6月1日零时起，上海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面实施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许多年后，如果能给这一历史时刻配音的话，那是这座拥有25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暂停键”回复原位的声音，有人喜极而泣，有人纵声高呼，更多的人，则是百感交集。
此时距离4月1日上海全城静默封控管理整整两个月时间，而此前已封控的一些小区时间则更长。两个月，或者更长一段时间，这里的每个人都亲历着病毒山呼海啸般的攻击，心情也随着疫情态势的变化而起伏。从煎熬到淡然，从惶恐到坚强，这一心路历程，正是大上海保卫战不可忽略的精神层面。
城市是由人组成的，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在这场大上海保卫战中，没有旁观者，没有“你们”“他们”，只有一个共同体“我们”。只有组成“我们”的众多平凡英雄。
致敬“我们”，大上海保卫战中的每一位平凡英雄！
华亭方舱医院关舱后，海南援沪医疗队队员朱乃云转战嘉定区一家定点医院。
“上海这个样子，让人流泪”
4月1日凌晨，大多数人都在酣睡中，包括41岁的机场地勤人员张勇，32岁的儿科医生朱乃云和34岁的“叮咚买菜”员工王义。但也有人彻夜未眠，比如32岁的博士房帅，还有59岁的镇干部李明国。房帅在上海普陀区桃浦镇莲花公寓居委会，李明国在闵行区颛桥镇安乐村，他们俩都在忙着核酸筛查点的布置——天亮后，上海将对2500万人进行规模空前的核酸采样。无论是睡着的还是醒着的，都没想到，这是一场漫长战役的开始，他们更没想到，这场战役的感染者，会突破60万人……
从3月初开始，上海多地出现疫情，各街道、镇、村进入忙碌状态。3月8日，家住闵行区梅陇镇一小区的李明国签下“出门就不回来”的承诺，开始下沉到颛桥镇防疫压力大的村居。李明国是二级调研员，明年就要退休了，想着要站好最后一班岗，3月27日，他来到安乐村。
安乐村是一个城中村，当时已出现多例阳性感染者，后来成为闵行区疫情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安乐村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民自建房，违章搭建不少，外来人口占九成多，群租密度非常高，一栋农民自建房往往要住上好几家，卫生间共用，厨房间共用，有的甚至露天劈柴做饭。李明国一看，叫苦不迭：这样的居住环境，出现新冠阳性人员，怎么隔离啊？
房帅所在的莲花公寓，情况也不容乐观。莲花公寓是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旧小区，实有人口8102人，老龄化程度高，流动人口较多，疫情防控压力较大。房帅是普陀区发改委2021年新招录的选调生，今年1月被分配到莲花公寓居委会，开始为期两年的基层锻炼，3月以来，莲花公寓出现疫情，3月底，房帅就住到了居委会。
上海市徐汇区徐家汇街道石油公寓志愿者张勇帮助社区进行核酸筛查（受访者供图）
张勇住在东海石油公寓，这是一个“嵌”在徐汇区乐山四五村小区的高层住宅楼，建于1990年，有123户人家，老龄化程度高，其中高龄独居或纯老家庭有18户、27人，3月中旬，石油公寓所在徐家汇街道已出现了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各家各户都绷紧了神经。
3月27日晚8时，上海宣布28日起，以黄浦区为界划江封控，先浦东（3月28日至4月1日），后浦西（4月1日至4月5日）。通告发出后，浦东多地掀起抢购潮，人们涌上街头“囤菜”，还有很多人连夜从家里往工作地点奔赴，变身“睡袋一族”“行军床一族”，确保上海核心功能运转。作为金融中心的黄浦江东岸陆家嘴众多写字楼更是通宵灯火通明。
就在28日下午6点，“叮咚买菜”前置仓仓管员王义拉着行李箱，带着45名员工，从杭州赶到了上海。一下车，有位民警过来询问，听说他们是来上海支援保供的，民警郑重地表达了谢意：“感谢你们来帮助上海，请你们一定注意个人防护，遇到任何困难，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王义特感动，暗下决心一定要用尽全力。
王义曾参与过杭州保供工作，这次来到浦东三林站支援后，他将自己的经验与上海团队进行分享，优化此前运营模式，提升站点效率，让前置仓在有限的人力和空间条件下，能够承接更多订单需求。王义告诉大家：坚持这几天，尽量给居民多送一点、送得快一点。
但到4月1日，浦东继续处于封控状态，到了4月5日，浦西也继续“静默”，全市进入按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三区”管理状态，每天公布的确诊病例与阳性感染者开始大幅增加，大家意识到，可能要打持久战了——房帅尴尬地发现：自己衣服不够，只带了冬装。
在静默期，做核酸已成为上海市民日常。按规定，封控区居民要求“足不出户”，只有做核酸采样时才能下楼。在居委会干部和楼组长的号召下，石油公寓组建了一支10人的志愿者队伍，组织居民做好核酸筛查工作，张勇是志愿者之一。如何既完成核酸检测，又避免在核酸检测过程中可能的交叉感染、保护高龄老人及易感人群？志愿者团队找乐山四五村居委会反复沟通，争取在大楼单独设置采样点。居委会主任黄根秀考虑到大楼里老人多，同意了，“给你们足够的自治空间，但前提是，不能影响整个小区的进度”。
即使楼下是单独的采样点，如果全楼120多户一起下楼排队，也有感染风险。志愿者团队想的办法是，算准时间，按楼层通知下楼。张勇说：“确保每户居民下楼后在10分钟内完成采样，然后上楼，既快速又不造成聚集。”从那时起，每次核酸检测，楼下保持5人以内的队伍排队等候，节奏越抓越准，几乎随到随做，做完就上楼。石油公寓核酸结果：全阴。居民和志愿者们高兴地以为：4天封控期过后就能回归常态了。
但事实却非如此，期望中的“回归常态”遥遥无期。怎么办？经过短暂的讨论，石油公寓志愿者队伍消除了犹豫，决定接着干，因为“只有大楼好，个人才能好”。
此时上海疫情已经扩散，形势严峻复杂，外地援沪医疗队陆续集结上海。4月3日晚上10点，从海口飞上海的航班落地，朱乃云时隔近5年后再次来到这座城市。他曾在上海经过了3年的职业医师规范化培训，得知有援沪任务，他第一时间报了名，原因很简单：“上海教会了我怎么救命，如今我要为上海拼命。”
为助力海南实现“患者大病不出岛”，2012年迄今，11家上海大型医院、1家上海医学院校持续对口帮扶海南医疗卫生机构，10年间，数百位上海医疗专家帮助海南培训医疗卫生人才。这次海南援沪医疗队900多人中，包括朱乃云在内的176名队员曾在上海规培、进修或来自上海帮扶的海南医疗机构。
朱乃云无数次想象自己再来上海的情形，但怎么都没想到，是在这种时候——灯亮着，街道却空荡荡的，他悲从中来，偷偷抹了把眼泪——“上海这个样子，让人流泪”。海南医疗队人人面色凝重，他们或对上海熟悉，或第一次来，都没想到，在繁华热闹的上海，奥密克戎病毒如此肆虐……
下沉干部李明国在闵行区颛桥镇安乐村（受访者供图）
“这是打仗，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4月初的时候，李明国最为心力交瘁，他头顶长疮，口舌生疮，吃不下饭，也没有心情吃饭，终于有一天，他爆发了，拍桌子冲着一屋人大吼：“这是打仗，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安乐村阳性病例越来越多，但转运不出去，意味着更多人会被感染。李明国给镇里负责转运的干部打电话，对方直接哭了，说没有办法，闵行区体育馆改成的方舱，两个小时，全部填满。密接也转不出去，区里征用的宾馆酒店，也全满了。
4月初到4月上旬，是上海最为艰难的一段时间，什么都缺——医生、护士、120、工勤人员、居委会干部、志愿者，还有酒店、宾馆、方舱、盒饭、蔬菜……甚至建方舱的建筑材料都缺。上海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一度以每天2万多例的数量暴增，即使能够容纳5万多名患者的国家会展中心方舱，两天时间也就全部填满了。
患者转不出去，居民人心惶惶，4月初，浦东北蔡镇南新第四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何秀梅的一段录音在网上疯传，她在回复为何不能及时转运时，情绪失控，一度哽咽。这段录音听哭了很多人，也确实是艰难时刻上海众多村居干部和一线工作者的写照——他们声音嘶哑，身心俱疲，脸上被N95口罩勒出道道深痕。
在安乐村，工作人员一早出门，摸人数、测核酸、做隔离、送盒饭……村里流动人口多，底数不清，一栋农民自建房里，往往租住十几家，工作人员尝试着用抗原换盒饭，来摸清底数，但有的住户空着手就出来领饭，反复沟通，才磨磨蹭蹭回去拿来。天气热，还要保证饭菜新鲜，一圈下来，工作人员焦头烂额。还有更多烦心事：村里用彩钢板做了隔离后，有人居然在下面掏了个洞溜出去，还有从河里偷偷游出去的。回到村委会，往往已是深夜，大家就地瘫倒，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人实在受不了了，想打退堂鼓，李明国火了。于是拍着桌子，说出了开头那句话。
竭尽全力，但每天总有“阳”出来，李明国感觉自己也撑不下去了，但必须撑着——因为他是党员。
朱乃云和同事们也在苦苦支撑。
海南援沪医疗队入住上海郊区一家五星级酒店后，翌日进行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大家挨了一记闷棍：有几名队员核酸结果异常！还未开战，就已损兵折将。奥密克戎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此，医疗队只能换酒店下榻。
海南医疗队接管了三家方舱医院，6日，朱乃云和同事们第一次踏入一家方舱医院时就犯嘀咕了：“这样的条件也能接收患者吗？”换防护服的一脱区和二脱区中间竟然连门都没来得及安装，舱内护士站里不光没有电脑，连记录的纸笔都没有，还四散着建筑垃圾，墙上的钉子勾破了队员的防护服。令人绝望的是，当晚，这里就要接收患者了，因为患者等不及了。情势紧急，几乎每个即将建成的方舱都不得不第一时间接收感染者，甚至边建边收。
当天晚上11点开始，一批批患者被运送而来，到次日凌晨5点，入舱700多人。朱乃云和5个护士所负责的舱里进了200多人。由于当时缺乏后勤人员，也没有保安，朱乃云等6个人面对200多人，熬过了开舱后的第一个6小时。下班脱防护服的时候，只能由医护人员负责把门，避免患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进入一脱区。
硬件、软件都不行，疫情又来势汹汹，总之一个字：难！但朱乃云告诉同事：“考虑到患者的需要，考虑到上海的情谊，我们也就一个字：上！”接管三家方舱医院后，压力剧增。好消息是，很快，方舱的硬件问题解决了：一脱区和二脱区间的门装上了，药品也进舱了，电脑也配上了，但新的难题接踵而来：院内感染。医疗队对医护人员的操作提出严格要求，队员们一方面怕被感染；另一方面在高强度的工作下又难免抱怨这些严苛要求，承受着如同被左右撕裂一般的心理压力。
压力还来自舱内的患者。此时，最早进舱的一批患者开始转阴，达到出院标准。但一批批出不了院的患者变得焦急，十几人“围攻”起了朱乃云讨要说法。
“两次阴性就能出院，我已经5次阴性了，为什么不能出？”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朱乃云只能挨个解释。有的是因为患者给的地址与此前的不匹配；有的是因为地方还没协调好安置场所；有的是舱内外呼叫时登记错了信息。朱乃云叹道：“从最早进舱到院感，再到患者出舱的纠纷，这些事一件比一件难，总担心下一件事会更难。没有想到四月中旬，竟然比刚开始的时候更艰难。”
5月11日，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莲花公寓居民区社工房帅正在复盘当日社区核酸检测情况。
在这段堪称艰苦卓绝的日子里，很多人都面临极限挑战，有过绝望的时刻。房帅在莲花公寓日夜奔忙，千头万绪，压在身上。一天凌晨4点，房帅在闹钟声中迷迷糊糊起床，一不小心把眼镜摔在地上，镜架坏了。他的眼前顿时朦朦胧胧，只能摸索着赶去小区中心花园，布置核酸采样事宜。
房帅所在的普陀区，此时也面临阳性感染者转运难的严峻挑战。普陀区老旧小区多，老年绝对人口数量在上海各区中位列第一，石泉等街道老龄化程度甚至接近50%，疫情防控难度极大。4月中旬，阳性感染者居高不下，区、镇、村居干部都已疲惫不堪，有人失去信心。普陀区委书记姜冬冬感受到了工作推动的难度，“拍桌子骂，也没用了”。大家已到极限，怎么办？姜冬冬在区疫情防控指挥平台，通过视频系统带领大家重温了入党誓词。他说：“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即使倒下，也要朝前倒下。”
进入4月，疫情压力极大时，保供压力也激增。“叮咚买菜”浦东三林站，社区订单激增。站内分拣员大多是女性，到了晚上，步数统计已经到了四五万步，手也已经抬不起来，可后台订单还在不断涌进。“这怎么可能干得完？这样下去我们要累死了。”有女员工失声痛哭。
4月6日，从杭州来到上海支援保供的叮咚买菜前置仓仓管员王义在站点储存刚刚运到的物资。
作为浙江支援小队领队，王义在出发前接到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大家照顾好”。知道大家从外地来到上海，也面临工作和生活上的多重挑战，他每天都会在微信群里给大家加油打气，或给有情绪的员工打电话安慰、鼓励，说几句笑话，帮助他们度过内心最难熬的时刻。他告诉大家：“什么叫支援？工作量和平时一样需要支援吗？我们来了还不能分担这个站点的负担，能叫支援吗？”道理严肃，却也服人。
在石油公寓，居民食物即将见底。张勇多了个身份，团长。他这个团长有点特别，不是在App上点点划划，打打电话，而是“用力气换渠道”。石油公寓一直阴，他们可以出小区。张勇联系到区内的一家超市，提出替他们打工，以此来交换平价菜的团购机会。超市店长同意了。4月10日晚，张勇带着另外4个志愿者如约而至，来到超市仓库做搬运工，从次日凌晨2点干到凌晨4点多，带回了几十斤蔬菜和猪肉，立即以平价卖给楼里居民。从这时起，平价团购走上正规，志愿者人数也翻番了，20人的团队每天18小时超长待机，在小区门口到大楼的最后100米来回奔波，每人日均步数1.5万步，一次次地完成爱心传递。
张勇看着能显示阳性感染者的地图，石油公寓周边，是密密匝匝的红色，他们就像一叶孤舟。
撑下去，一定撑下去！
“抱怨，或是不抱怨，疫情都在那里”
在疫情防控最严峻的时刻，安乐村先后迎来了两个新生儿。
4月17日，杜宇辰呱呱落地，6斤6两，他的爸爸杜兵和妈妈范佩莉都曾是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就在儿子降生这一天，杜兵和范佩莉双双转阴。8天后，第二个宝宝万思宸降生。世事如此奇妙：杜兵和万思宸的爸爸万浩是表兄弟，表哥比表弟大8天，现在表哥的儿子比表弟的儿子也大8天。
两个婴儿相继诞生，给安乐村带来了很多快乐。此时，李明国的压力已经减轻了很多——4月9日，闵行区政协主席祝学军率抗疫突击队来到安乐村，此后长驻于此。背景是：上海为打赢疫情防控硬仗大仗，推动干部到疫情重点难点区域“包干”。李明国与区政协前方工作组组长、区科委副主任陈红铭并肩作战，李明国是闵行本地人，陈红铭是湖北人，安乐村里湖北人多，两人进村，分别用方言做工作，效果很好。更喜人的是，村里的志愿者也越来越多了。
随着方舱医院陆续建成，各方面努力不懈，上海疫情形势逐渐向好，并摸索出了一些经验方法。在普陀区，拐点出现在4月17日、18日，全区上上下下从17日下午2点到18日凌晨5点，昼夜鏖战，将已有阳性患者全部转运。21日开始，他们进入社会动态清零攻坚阶段，形成了“快速捞阳法”——采用“抗原+核酸”筛查方式，重构“抗原阳-核酸阳-转运-进舱”的流程，让该流程从超过36小时缩短至约8到9小时，远超约50小时的病毒平均复制速度。其“秘诀”是活用抗原筛查，不浪费每一分钟：居委会干部对重点人群进行抗原筛查，第一时间将检测异常结果上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第一时间组织对疑似感染者和同住者上门核酸采样，在等待样本检测结果期间，居委会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对感染者和密接者“可能需要转运”的思想工作，并帮助居民打包行李。一旦核酸结果出来，有居民被确诊为阳性，街道第一时间对感染者和密接者实施转运，避免出现以往转运车长时间等人的问题。这样，提高了效率，也赢得了群众支持。4月30日，普陀区成为上海中心区率先实现社会面基本清零的区。
就在普陀区实现社会面基本清零的当天，上海首个市级方舱医院——嘉荷新苑方舱医院关舱，拉开了上海所有100多所方舱医院关舱的序幕。这一天，海南医疗队接管的华亭方舱医院第一次合舱，四个舱合为三个。朱乃云说：一个个困难，一个个解决了；每一次煎熬，都奋力挺过了，“已明显感到了疫情的好转”。
上海此时开始聚焦防新增和防反弹两大重点任务，层层立下“军令状”，好消息不断传来。5月6日，安乐村在经历了三分之一居民感染病毒的艰难时刻后，全域从封控区调整为管控区。“转区”之后，村里洋溢着由衷的喜悦，每个人脸上都是笑容。李明国欣喜之余，但仍有些如履薄冰，他鼓励大家继续遵守防疫要求，守住来之不易的“转区”成果。没想到村民反过来安慰他们：“你们的家人也想你们的，你们出大力了。”是的，李明国从3月8日之后就没有再回家，偶然有时间与老伴和两个外孙视频聊天，是最快乐的时候。
5月17日，杜宇辰满月了，这一天，上海16个区全部实现社会面清零。
保供压力也有所减轻，王义和同事们渐渐有了一点闲暇时间，他们吃了快一个月的泡面，热切期待有一天能吃上自己天天送的这些菜。王义和同事分工合作，有人洗菜、有人淘米，他则掌勺，每餐为40多人烧两桌菜。“聚在一起吃饭，是我们每天最放松的时候。”
从杭州来到上海支援保供的叮咚买菜前置仓仓管员王义，过去曾是一名消防战士。虽然退役多年，但他还是保持部队里生活习惯，在上海住宿的酒店，他也会把被子叠成“豆腐块”。
王义曾经当过8年消防员，虽然退役多年，还是坚持营房里的生活习惯，在上海住宿的酒店，他都会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同事们都佩服他：多苦多难，从来不抱怨。王义说，抱怨有什么用？过去，他当消防员，抱怨，或是不抱怨，火情就在那里，先去把火“打灭”，再想以后的事。疫情也是一样，有再大困难，先冲上去把它“打灭”再说，“有困难，就可以不上了？大家都不上，谁上？”
疫情之下，人性的复杂一面也展现无遗。
有个批发商找到张勇，提出50元的大礼包卖100元给居民，给张勇20元的提成，被他一口拒绝。张勇说，有些钱是万万不能赚的。他曾经找一个批发商团了60份大礼包。当货到小区门口时，张勇却和批发商吵了起来。
“你这点东西卖100元？”
“大礼包说好的100元。”
“说的时候，看不到里面的实物，我天天搞团购，你这些东西，只值70元。”张勇坚持，要么70元成交，要么把货统统拉走，不买了。最后，批发商妥协，70元成交。
一路走来有很多烦心事。但张勇最感欣慰的是：石油公寓，一直阴。邻居见到他，都竖大拇指。
居民的认可，是最高的奖赏。
房帅是北方人，与居民朝夕相处中，逐渐学会一些基础的上海话，与居民之间的距离慢慢拉近，大家亲切地将“小房同志”这个昵称改为了“靠谱老房”。他的镜架，被小区一位经营眼镜店的居民修好了。那位居民拎着修理工具来到居委会，问道：“我们的‘靠谱老房’在哪里……”
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5月19日，朱乃云和海南医疗队完成全部的援沪任务后，到外滩参观。看到对面楼体上跳动着一颗大大的红心，他眼睛一热。他要告别上海了，他没见着自己的老师，只是发微信问候了，他和他的老师，都是这个城市最忙碌的群体之一。
张勇急着回去上班了，他的心中充满了骄傲——石油公寓，保持全阴！
王义则寻思着去上海哪里转转，“听说武康路很火，还没去过，也想再去看看外滩……”在他眼里，上海历史上经历了很多风雨，但没有什么能够打垮这座光荣的城市，很庆幸，自己参与了大上海保卫战。
历史会记住为这座城市坚守和付出的所有人——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无论一个人，还是一座城市，不会只有顺境，没有逆境。在特大疫情暴发流行、超大城市处于极限条件的背景下，在没有现成模式可以照搬、只能靠自己摸索的情况下，这些平凡英雄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的极限压力，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繁重任务，也完成了精神的集体强健成长。“我们”众志成城——这是经此一役上海获得的弥足珍贵的精神价值。
3月底，房帅穿着一件羽绒服进入小区。上海气温渐高，他也只能把一件衬衫反复穿，汗渍早已让衬衫变得颜色斑驳。居民们一边“嘲笑”他的乐观，一边把家中适合他的衬衫、鞋袜，甚至新的内衣内裤送到居委会，后来还送来家中饭菜。这是房帅第一次体会穿“百家衣”、吃“百家饭”的滋味。对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来说，还有什么是比这更好的群众路线教育？
莲花公寓小区的战疫还没有结束，但房帅已把目光看向更远。“‘扫楼’发现，小区有不少生活不便的老人、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这会是我今后在社区工作中重点关心的人群。”身为经济学博士的房帅已深刻感到，民生工作不在厚厚的书本里，只有感知滚烫的百姓生活，那些跳动的经济数字才真正有意义。
整个上海都憋着一股劲：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李明国走在安乐村里，不时有人跟他打招呼，喜上眉梢：“马上就要复工了！”他一直在思考着安乐村的未来。此次上海疫情的一大痛点，就是城中村与老旧小区。上海市已经决定加大旧改与城中村改造力度。李明国郑重建议：安乐村在沪闵路以东板块进行修缮改建，承接上海交大、剑川路科技走廊等溢出产业，增加区域经济收益；沪闵路以西要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建设休闲生态园，增加农民收入……
他明年就要退休了，这个美好的计划，只能由其他人来完成了。
曾经拼过命，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