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儿女》目前上映5天，票房达到5300多万，破了贾樟柯的导演电影票房纪录。《江湖儿女》无疑是贾樟柯迄今为止，最大众化的电影。
简单说，《江湖儿女》讲述了2001年山西大同的一对情侣巧巧（赵涛 饰）和斌哥（廖凡 饰）的情义故事。斌哥混江湖，威霸一方，靠拳头帮人摆平麻烦。巧巧想要成家，过安稳的生活，斌哥终归没有顺了巧巧的愿望。
在一次街头械斗中，巧巧向天鸣枪，救了斌哥的命，两人因此锒铛入狱，出狱后的巧巧，发现斌哥俨然成了陌生人。
时间来到2018年，再度相遇斌哥已瘫痪在轮椅上，巧巧将斌哥接回家里，最后，在自尊和回忆的煎熬中，斌哥离开了巧巧。
电影上映前，贾樟柯在微博发了一篇标题为《江湖从头说》的长文，叙说电影创作的起因。
那是上世纪70年代，那一年贾樟柯九岁，有一位大哥将他夹在腋下，蹚过“洪水”，过到马路对面。忆当年，这位大哥呼啸街头，叱咤风云，是贾樟柯心目中英雄般的人物。
但到了90年代，贾樟柯回到汾阳，看到一个中年男人蹲地上呼噜噜地吃面，头发稀疏，身体发胖。他无法将眼前这个落寞的大叔，跟当年的大哥联系起来，因此万分感慨。
这一幕，激励着贾樟柯拍了《江湖儿女》，“不单写街头的热血，也要写时间对我们的雕塑”。
贾樟柯对失败者，仿佛有种与生俱来的情愫。在贾樟柯于2009年出版的书《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中，他写到：因为种种无奈放弃理想的人，其实比坚守理想的人要付出得多，勇敢得多，前者剩下的只是和时间做斗争的一种庸常人生。
“我开始真的能够体会，真的贴近那些所谓的失败者，所谓的平常人。我觉得我能看到他们身上的力量。”这是贾樟柯写于2000年的一段话。
这种失败者的力量，也许就是《江湖儿女》中，出狱后的斌哥，因为曾经的小弟们都开宾利了，而他却一无所有。于是，当巧巧出狱，斌哥反而躲了起来，因为他觉得无颜以对。
时过境迁，巧巧不计前嫌，毅然收留了双腿残疾的斌哥，往日的威风，今日的苟且，折磨着斌哥的自尊心，最终斌哥离开了巧巧。
第一次见贾樟柯，是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他很不起眼，像个路人从我身边路过，他比我想象中更加矮小。愈是矮小的人，愈是常常书写自尊。
《小武》是贾樟柯的成名作，这是中国电影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电影，它将目光对准了一位被社会变革淘汰的小偷。
在书中，贾樟柯写下了《小武》的一个重要片段：小武跟比他高出一截的梅梅走在街上，梅梅说：我今天不应该穿高跟鞋。小武走上了台阶。梅梅说：你咋不往楼上爬，那不更高？小武优雅地爬上了二楼。
在这段描述后，贾樟柯写下备注：自尊、冲动以及深藏内心的教养，是我县城那些朋友的动人天性。
《江湖儿女》讲的是商业社会演变后江湖情义的消失，讲的是岁月的无情，讲的还是贾樟柯朴素的自尊观。
微博上，贾樟柯转发的大部分是观众对《江湖儿女》的好评。他转发的唯一“差评”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几句话：“别被《江湖儿女》这个名骗了，那是个用灰暗镜头讲的好人不得好报的平庸故事，既不会让你愉悦，也不会让你掉泪。”
贾樟柯回以一篇亦庄亦谐的微博长文，“关于‘灰暗镜头’，您平时眼睛是不是自带美图秀秀了？由真及美，接受多样性，这个世界会更美。”
贾樟柯还提到，“关于‘平庸故事’，我一直对神奇故事有好奇心，但总是倾向于尽可能去理解平庸人生，常被平凡人的生命历程打动”。
《小武》
即便如此，网上还是有相当不部分观众表示“审美不能”。贾樟柯博文中所言“我拍电影的兴趣是表现‘复杂的人性’”。
当贾樟柯在电影中钟情于反思男人的弱点，诉诸到电影的接受者，就是一个“背情忘义”的故事，纵使男主斌哥有问巧巧一句：你恨不恨我。
这是《江湖儿女》“反角色塑造”的结果，背后是贾樟柯电影美学跟大众审美的冲突。除此以外，《江湖儿女》催生的审美困难，还因为《江湖儿女》是对贾樟柯过往作品的某种“反叛”。
在采访中，贾樟柯提到很怀念小县城的生活。彼时，他高考落榜，就跟朋友在街上消遣，先到一个朋友的钥匙摊上喝茶，聊天；又去另一个卖杂志的朋友家，帮守摊，看报；晚上再跟朋友们去打麻将…这是贾樟柯怀念的生活，也是贾樟柯成长的经历。这种小镇成长经历，其实决定了贾樟柯朴素的审美底色。
在《贾想》中，贾樟柯表示他很珍视自己的“底层人背景”，因为这对他意味着一种生存方式和与之相关的对事物的理解方式，以及价值取向。
“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珍视的态度，中国的现代艺术就会失去和土地的联系…变成一种非常局部的、狭隘的私人话语。”
高考落榜后，贾樟柯从汾阳到太原学画画，住在太原南郊的许西村。那个地方在铁路边上，贾樟柯的邻居里头都是农民、卖水果的小贩、还有跑长途运输的卡车司机。
汾阳那片故土，让贾樟柯时常思念，诚然是因为那片土地，有他最亲近的人。
贾樟柯在不同的采访中，反复提到这样一个难忘的故事：1993年的一天早晨，贾樟柯在北京电影学院见到一位老朋友。这个朋友刚刚乘坐12个小时的火车赶来北京。贾樟柯与他吃午饭的时候，问对方“你这几天有什么安排？”他的朋友说，“我来看你啊。”饭后，这个朋友收拾东西去火车站，坐当天晚上的火车，回太原了。
《站台》中的梁景东（左）与王宏伟（中）
时至今日，贾樟柯三个字堪称如雷贯耳，名扬四方：收到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奖杯那年，贾樟柯才45岁。
贾樟柯荣获戛纳终身成就奖“金马车奖”
但是，在贾樟柯口中最重要的“1979到1989年”，贾樟柯的生命，是跟“小县城的小人物们”交融在一起的。这决定了他余生的凝视，再离不开社会上的普通人。
“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和沉重。”书中写到。
于是，贾樟柯从创作第一部电影《小山回家》，就将目光投注在小人物身上。电影讲述了1995年春节临近时，在北京某餐馆打工的河南民工王小山（王宏伟）因一心回家无心工作被老板开除，在回家前他想找个老乡作伴回家，却最终失败。
该片北京大学放映时，北大学子透过这部片子，讨论起了中国经济和农民工的议题。这成为了贾樟柯此后所有电影的一个共性：人们有时把他的电影当成一种真切的媒介，愿意透过他的电影，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
后来，贾樟柯在1998年拍了《小武》，讲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期，一名社会上最不起眼的街头小混混被亲情、爱情、友情相继抛弃的故事。
这部电影之所以引起巨大的反响，正是因为在根正苗红的时代背景下，它罕见地将目光投注在一个最不起眼的可怜小偷上。
随后，《三峡好人》的煤矿工人韩三明，从汾阳来到奉节寻找曾经花钱买来的妻子，诉说着两个社会边缘人卑微的命运。《天注定》描摹的亦是小人物群像。《山河故人》在社会转型中，矿工梁子的情感无处安放。
《山河故人》中矿工梁子
小武、韩三明、梁子，如果熟悉中国社会文化和人情世故，就会了解，这些人物都不是画册上画的，小说里写的，电视里编的，他们身上散发的灰尘气烟火气，是从土地生长出来。这些人物描摹得生动，来自哪怕他们的扮演者分别为王宏伟、韩三明、梁景东，都是贾樟柯现实生活中很重要的亲人友人。
《江湖儿女》中的斌哥，在江湖杀气中，于普通观众他更像港片中的黑帮人物。在社会上，斌哥小弟拥护，呼风唤雨。他迥异于贾樟柯电影以往的主人公，要说他卑微他不卑微，要说他属于小人物他不属于小人物。他是游离在贾樟柯“小人物宇宙”之外的人物。没有了底层视角，缩减了大众共鸣的广度和悲悯的深度。
另外，从《江湖从头说》一文得知，斌哥的原型人物，是贾樟柯九岁那年，用胳膊夹着贾樟柯蹚过洪水的大哥，是贾樟柯懵懂记忆中的亡命英雄式的人物。
抽象，但仿佛又定格成了一幅关于童年的高光画面。于是，贾樟柯用一部电影，编织出了大哥的血肉和肌理，慨叹时光之刀的无情。换言之，这是一个出于抽象、始于情怀的人物。
有人说，中国人对于失败者没有赏识的传统。这种观点未免片面，李宗伟在国内受人尊敬，其实就说明了失败者，也可以作为大众的审美对象。对于很大一部分人而言，相比迎难而上的成功者，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失败者，更加令人动容。
但反观一下我们的审美经验就会发现，失败者的审美空间固然广阔，因为谁又没失败过，谁又一直成功。但是有一个审美前提，这个失败者得是抗争的，到死也还在抗争那种。
关于这一点，贾樟柯不会不知道。然而，就如书中所言，诗化人物的事情，他不会干。
贾樟柯电影《站台》中的土地
“自我诗化的目的就是自我神化…而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时，又慌了手脚，迷迷糊糊拍了那么多幼稚童话。”
《江湖从头说》一文提到，那位名为小东的大哥，曾在街上挥舞着铁链打架，也曾载着女孩沿街而过，那两人骑车的身影，在贾樟柯的记忆中，幻化成一句爱的宣言：不顾一切，以身相许。
“他们以身相许，如此红尘笃定”，贾樟柯在博文中反复提起。
如果贾樟柯是无意诗化的人，这个美丽的故事就是贾樟柯的真实记忆。文章看毕，读者很容易就盼着成为电影的观者，仿佛前面是一场江湖末路生死相依的影像之梦。
可惜，贾樟柯从来不造梦。
下为贾樟柯回应胡锡进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