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印澳元首峰会谈了什么

文/齐然

编辑/漆菲

5月24日晚，美国总统拜登启程离开日本东京，结束其上台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

当天，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召开“四方安全对话”（QUAD）领导人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中强调了所谓的“安全问题”，如声称要“抗衡对包括东海及南海在内的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的挑战”、“拥护遵守国际法以及维持航行及上空飞行自由”以及“强烈反对改变现状、加剧地区紧张的所有胁迫性、挑衅性或单方面行动”。这些论调被外界视为在“警告中国”。

具体合作方向上，声明中涵盖了疫情期间的疫苗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新兴技术合作、太空和海洋合作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揽子合作项目等多个议题。四国元首商定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合作，构建旨在监测该地区非法捕鱼的信息共享框架。除此之外，会议还就俄乌冲突、应对中国和朝鲜问题表达关切。

5月24日，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在东京会面。

此次访问亚洲期间，拜登还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是美国五年来参与亚洲经济事务的最重大举措，被视为继“四方安全对话”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之后，美国针对中国，构建对抗、围堵和制衡格局的“印太战略”的又一重要布局。

对此，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5月22日回应称：“中国同地区国家一样，乐见有利于加强区域合作的倡议，但反对制造分裂对抗的图谋。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属于哪一类？首先要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看透其背后隐藏的图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亦在2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搞小圈子挑动阵营对立，才真正威胁构建和平、稳定、合作的海洋秩序。

据《联合早报》报道，正当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元首在东京举行意在加强抗衡中国的四方峰会之际，中国和俄罗斯出动战略轰炸机等战机贴近日本领空飞行，剑指“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意味浓厚。

包含地缘政治计划和权力斗争意图的“四方安全对话”和“印太经济框架”不仅涵盖军事合作，也启动了一系列包括经济、社会安全领域的合作。这些围绕亚洲大陆、横跨两个海洋的“合作”项目，是如何被拜登政府着重推动的？

5月24日，“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会议现场。

投资500亿美元助力亚太发展基建“四方安全对话”嵌入在美国近年来主张的“印太战略”之中。

所谓“印太”，是将原先的“亚太”概念延伸，纳入“印度洋”区域。外交研究者范·杰克森（Van Jackson）2021年3月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指出，“印太”概念最早于2010年通过美国地缘政治作家卡普兰的畅销书进入美国国务院的视野，到了特朗普时期，“印太战略”在没有充分论证的前提下快速上马，如今的拜登政府则完全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这一战略。

与“印太战略”类似，同样受到拜登政府热推的还有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对话”。

“四方安全对话”最早可追溯到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之后的救援活动，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当时提出了一个印美日澳合作倡议。2006年，首次担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提出“印太合作”的雏形，被称为“自由和繁荣之弧”。次年5月，四国召开了一次合作会议，但没有公开成果。同年举行的美印“马拉巴尔演习”，加入了日本和澳大利亚。

2007年9月，参加美印“马拉巴尔”演习的美军舰队。

随着2007年之来美日澳陆续更换领导人，“四方安全对话”暂时中断。四国再次“捡起”这一计划，则是2017年菲律宾召开的四国领导人对话。直到2021年3月，该机制以“四边精神”的宣言形式成型。同年9月，第一次“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正式举办。至今为止，“四方安全对话”的公开定位是一个“非正式的多边群组”，尽管人们清楚知道，其背后的真实考量是抗衡中国的崛起。

可如今，国际局势和地缘环境有了极大变化。尤其是俄乌战争的爆发，深刻影响了许多国家对国际环境和安全态势的理解。与此同时，“四方”各国的内部社会与政治变化也左右着拜登“印太战略”的走向。

就在此次会面前夕，澳大利亚新一届大选结果出炉，自由党总理莫里森所在的执政联盟不敌工党，失去执政权。拜登在会上调侃了初来乍到的工党党魁阿尔巴内塞。他在致辞时称：“阿尔巴内塞总理，我欢迎您首次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您宣完誓，登上飞机就飞到了这里。因此，如果您在这里睡着了，那也没事。”阿尔巴内塞则以大笑回应。

5月21日，阿尔巴内塞当选新一届澳大利亚总理。

阿尔巴内塞的竞选纲领重点强调性别议题、气候变化以及与东南亚国家加深联系等内容。不过，分析者们认为，新政府不会改变对“四方安全对话”的态度。访问东京期间，阿尔巴内塞公开表示，“四方安全对话”对澳大利亚来说有着“绝对优先”的重要性。

联合国亚太可持续商业联盟副主席、原太平洋岛国论坛驻华首席代表大卫·莫里斯（David Morris）向《凤凰周刊》解释说，“四方安全对话”对澳大利亚来说具备国家利益上的吸引力。“从人口上看，澳大利亚是四方中最小的国家。但考虑到澳大利亚的经济角色——丰富的资源和能源，以及作为一整块大陆的战略地位，加入这一重要的会议对澳方来说极具价值。”

在新政府的主导下，未来澳大利亚在“四方安全对话”中会有更多连接、影响和援助东盟与太平洋岛国的功能。据印尼《雅加达邮报》报道，作为东盟中举足轻重大国的印尼，先前对“四方安全对话”和美英澳“AUKUS”同盟均有担忧。

如今的工党承诺将把对印尼和东盟关系作为重中之重，这对印尼来说颇具吸引力。不过，加查马达大学国际关系专家Dafri Agussalim提醒说，“印尼和东盟的首要考虑还是经贸领域，澳大利亚新政府着重强调的环境、气候和人权等议题不一定能对接到前者的需求。”

为了在区域内发挥经济力量，四国就力争今后五年向印太地区进一步提供约500亿美元以上的援助与投资达成一致，还确认将支援面临债务问题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声明指出，这有利于促进印太地区提高生产力，促进繁荣。日本一些分析指出，不排除这个计划是为了与“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

日本则在岸田文雄就任首相之后表现出了明显的外交转向。曾于2012年-2017年担任外相的岸田是日本在任时间最长的外相之一，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他一直有着40%-50%的支持率，呈现稳定态势。《日经亚洲》认为，这一支持率反映出国际形势下日本民众的不安全感日益加重。

5月20日接受采访时，岸田表示十分担心“中国军力的增长”。在他此前提出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思路中，日本防卫开支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向着北约的标准看齐。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国际秩序，是在挑战《联合国宪章》原则。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印太地区。”作为东道主的岸田在致辞时如此说道。

不支持对俄制裁的印度打的什么算盘？印度总理莫迪的东京之行受到超级礼遇——日本政府甚至安排了学习印地语的五年级小学生和莫迪交流。可以说，印度是“四方安全对话”事实上的核心要素，也是美国“印太战略”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但对于其他三方来说，印度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国家。一方面，印度通过参与上述议程，和美日澳在对华遏制政策上靠近；另一方面，在乌克兰局势和俄印关系上，印度又没有同其他三方站在一边。

尽管拜登在“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上称呼其他三国为“紧密的民主伙伴”，但印度在所有讨论俄乌问题的国际场合都投下了弃权票，至今也没有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在24日“四方安全对话”对俄乌问题达成的宣言中也可以看到印度的这一立场——共同宣言中没有对俄罗斯的批评或谴责，而只是强调了“主权、领土完整与和平”的原则。路透社指出，印度对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缺乏支持，这令后者感到沮丧。

刚刚结束的峰会中，四国领导人们讨论了一系列安全之外的合作项目，包括科技进步（比如四边科技工程数学合作项目）、基础设施和卫生（比如目前进展不顺的“四边疫苗计划”——用美国和日本的资金资助印度生产十亿剂疫苗，再由澳大利亚和日本分发到东南亚区域）、环境和资源（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高效的渔业监视系统打击非法捕捞）等议题。

近年来，印度军方和情报单位和美日澳等国的合作日渐增加。但就“四方安全对话”的目的而言，印度的最大优势在于其经济体量和参与供应链转移的潜力。5月19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之子特鲁瓦（Dhruva Jaishankar）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撰文，这篇文章多少反映出印度精英对“四方安全对话”的想象。

文中，特鲁瓦不同意将“四方安全对话”称作“亚洲北约”，他称这一机制更松散，更建立在自愿基础上。但他强调，“四方安全对话”要抓住地缘和国际局势变迁的机会——比如俄乌战争和防疫政策导致的供应链变动来集体调整国际经济格局，尤其是“过度依赖导致的经济上的脆弱性”。这里的“过度依赖”明显是在针对中国在东南亚以至国际供应链中的地位。

5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右）与印度总理莫迪在东京举行会晤。

这一需求契合了疫情后印度自身的经济变化。5月14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引述印度的经济数据指出，在疫情横扫之后，大量中小企业难以为继，头部企业有了更多现金流，这意味着印度经济结构将迎来改变，因为行业巨头有更多钱投入到研发和基础设施领域而不用承担借贷风险。这一模式恰恰衔接了莫迪政府提出的高达260亿美元的供应链转移计划——包括对14个工业领域的供应链转移给予补贴，吸引国际制造业产业链上的工业成规模转移到印度。

这恐怕才是印度在外交上保持相对自主性，却又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上述机制的重要背景。“印度发现，中美之间的矛盾没有随着拜登的上台而减弱，所以印度认为，‘四方安全对话’的方向是满足其自身需求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书剑对《凤凰周刊》表示，“印度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即现实主义外交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原则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要看哪一方现实利益多，就往哪一方靠拢。在具体的外交选择上，印度会倒向最终占优势的一方。”

印度北方邦的一条手机装配流水线。

备受关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创始国有13个，除了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还有韩国、新西兰，以及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的GDP总和约占全球四成。该计划通过四个支柱领域，即“数码与传统贸易”“提升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去碳化与基础设施”以及“税与反贪污措施”来加强成员国的合作。

尽管很多分析者认为，IPEF不包含自由贸易要素，只是一个协调和鼓励供应链合作、清洁能源与减碳、反经济和税收腐败的框架，但对于既没有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也没有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印度来说，不包含关税要素的“印太经济框架”反而是其乐见与期待的结果——既呼应了印度的经济雄心，也不影响其对自主经济路线的需求。

相比“亚洲北约”式的军事同盟关系，“四方安全对话”的确更为松散，但其反映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设想更为庞大，计划动员的“竞争”领域也更加广泛。在未来，这一构架还可能继续扩大。

比如，虽然“四方安全对话”暂时没有应允韩国加入，但韩国在供应链尤其是电子产业供应链上的地位可能会成为该计划未来扩展中的一部分。此外，“四方安全对话”也将用各种方式试图影响和吸引东盟国家向其靠拢，尤其是印尼和越南等有机会承担供应链转移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