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的民俗文化
驿使图
坞壁图
进食图
揉面图
农耕图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出自嘉峪关魏晋墓砖画）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李清凌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社会频繁地出现民族迁徙、人群流动的大背景下，甘肃民间生活习俗广受影响，形成许多新的特点。它承前启后，意义重大，是甘肃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亮点，下面从衣、食、住、行几方面，简介甘肃当时的民间习俗。
衣 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各割据政权都模仿中原王朝的体制，制定有天子、后妃、百官臣民的礼服制度，日常服装则不受此限。由于人口流动，尤其是大量中原内地世家大族迁到河陇，北方匈奴、鲜卑等族也蜂拥而来，深刻影响这里的生活方式。就日常服饰而言，当时社会上层、仕宦富室既流行袍、衫等宽大衣饰，有所谓褒衣博带之称；也有已经流行数百年的裤褶（xí，上衣）。社会下层、低级官员和兵士，则主要以裤褶、裲裆（背心）为衣饰。穿袍、衫坐着雅致舒适，但不便于行走和骑射。因此，广泛流行的还是裤褶，它包括衣、裤、冠、靴等。
裤褶原是胡服，春秋战国时期逐渐传到华族内地。战国中期赵武灵王为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曾大张旗鼓地学习和推广“胡服骑射”，促进了胡服向内地传播的速度。到魏晋南北朝，南北方包括甘肃各割据政权的国君、百官、士庶，不分民族、男女、社会地位，都喜欢穿裤褶。北魏初，甚至以裤褶为常服和朝服，“后虽复古衣冠，而此服不废”（王国维《观堂集林》）。裤褶用料宽泛，锦绣、布缣、毛皮均可制作。《晋书·舆服志》记载：“裤褶服饰，近世天子参加军事活动，或朝廷内外实行警戒时穿。衣服没有固定的颜色。帽子为黑色，有紫色帛制的标带。标带长四寸，宽一寸。穿时腰系络带，用以代替佩玉的皮带。朝官用紫标，地方官用红标。裤多为白色。褶有大小两种。大者长至膝盖，小者长不至膝。”络带是“具带”的胡名，具带，是裤褶服的带子。配穿裤褶的鞋是靴。裤褶需要缚裤，就是用布条将裤筒从膝盖下绑住。北方天冷，有的人还在裤褶上加一件套衣即披风。将士着盔甲，罩上披风，显得气宇轩昂，威风凛凛。
这一时期甘肃与中原内地一样，也流行裲裆服，它只蔽胸背，就像今时的背心。有裲裆衫和裲裆铠之分。前者是一般服饰，用布帛制作，多有夹里或纳绵；后者是军装，一般用金属或皮革制成，套穿在袍服上。
冠饰有幅巾（不戴冠帽，只束一块帛巾）、纶巾（又名诸葛巾）、笼冠等。女子服饰主要有袍、杂裾垂服、衫裙。袍服是传统的服饰，有绵、夹之分。杂裾长裙曳地，大袖翩翩，饰带飘扬，服者显得雅致灵动。衫裙是这一时期女子的常服，长衫合体紧身，袖子夸张宽大；裙多折裥（jiǎn，衣褶），舒展拖地，整体上俭下丰，配上各种饰件，使人顿增潇洒俊美的风度。
女子发髻多样，有十字髻（将头发梳成十字形发髻，盘于头顶，余发下垂）、盘桓髻（将头发盘成髻）、环髻（将头发梳成单环或双环，置于脑后，又叫飞天髻）、缓鬓倾髻（一种假髻）、丫髻等，髻上插花钿、簪、珥、珰、步摇等金、银、玉饰，走起路来婀娜多姿，容光照人，更加妩媚。
这一时期甘肃等西北民族地区，还流行一种叫做幂篱的女式胡帽，它衣帽相掩，障蔽全身，不欲路人窥面。女子的鞋多穿履、靴等。
饮 食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大量少数部族迁入甘肃，将这里不少农田变成牧场，影响之下，人们的饮食习俗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牛羊肉相对增加，猪肉比例下降；二是受迁入少数民族“惜犬”习俗的感染，人们食犬渐少。
粮食、蔬菜品种与前代相比没有大的变化，仍是汉地人的主要经济和衣食来源。烹饪方法，这一时期出现了面粉发酵技术。北魏贾思勰介绍发面技术说：“面一石，白米七八升作粥，以白酒六七升酵中，著火上，酒鱼眼沸，绞去滓，以和面，面起可作”（《齐民要术》卷9）。把北魏时期的容量数换算成今天的市斤，上段话的意思就是，用五十多斤面粉，五六斤白米做粥，再用四五斤白酒（甜米酒）做酵母，将酒架火上烧至发出鱼眼样的小泡后，滤去酒渣，加入面粥中发酵，等面发起后就可以做饼了。这是一项历史性的烹饪技术。从发面的数量看，一次发这样多面的家庭，至少有三五十口人，显然是当时世家大族的人口规模。世族如此，普通民众也应很快就学习掌握了发面技术。
这一时期的面食品种，除白饼及前代从西域传入的胡饼外，见于《齐民要术》的还有烧饼、髓饼、鸡鸭饼、细环饼（又名寒具）、截饼（又名蝎子）、粉饼、豚肉饼（又名拨饼）等。文中说的饼，包括我们今天的大饼、包子、面条等，饼是这几种面食的统名。食肉饮酪是少数民族的传统饮食习惯。晋人张华说，东南人喜欢吃水生食物，西北人喜欢吃陆地上出产的肉类。吃水产者以龟、蚌、螺、蛤为珍品，不厌这些食物的腥气；食陆畜者，以狸、兔、鼠、雀为珍味，感觉不到其膻臊（《博物志》卷1）。文中说的西北之人，当主要是少数民族。汉族也食六畜，但不大食狸、鼠、雀等。甘肃少数民族与汉族交流频繁，影响之下，少数民族兼营农业的越来越多。像氐族，就干脆农业化了。匈奴、羌、鲜卑等族，务农面食者也越来越多。
传统民族菜肴的做法，典型和传播久远者有羌煮（涮羊肉）、貊炙（烤肉）。胡羮、胡饭也是汉族的爱好。晋人干宝《搜神记》卷7中认为貊盘是古代北方少数部族貊族的一种盘子。羌煮、貊炙是北方少数民族的食法。自前凉张玄靓太始（公元355年—363年）以后，中原内地的官民也喜欢吃这种肉菜，贵人富室都藏有貊盘，家族吉庆，招待宾客，必先端上用貊盘盛的食物。
《晋书·张轨传附张天锡传》的一段记载，较为明显地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甘肃饮食文化受胡人习俗影响的情况。前凉主张天锡兵败后投降东晋，东晋朝士以其国破身虏，多加诋毁。会稽王道子曾问张天锡：“你们河西的特产是什么？”张天锡应声答道：“桑葚甜甘，鸱鸮革响，乳酪养性，人无妒心。”他机智、准确地将桑葚、乳酪作为甘肃河西地区的特色饮食，与淳朴善良的人心并列，连鸱鸮也能改变声调，悦耳地鸣唱，暗示他对家乡甘肃风俗的赞美，不愧为千古传诵的名对。
甘肃这一时期烹饪技术的提高，还表现在千姿百态的新食品、新花样、新食谱的涌现。对此，元人陶宗仪《说郛》有较多的记载。举例说，时人对“炮”法的改进就很有特点。“炮”是北方少数民族包括甘肃地区的羌胡比较盛行的烹饪方法。它原本很简单：用泥裹住带毛的畜禽，放入火中烤熟。这样既容易将毛羽剥掉，又能保证肉质鲜嫩，味道纯正，是一种比较原始、精明的烤肉法。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另一种经过厨师改进的“胡炮肉法”。它是选用周岁的白羊，杀后将其瘦肉和肥肉都切成细叶样肉条，加入豆豉、盐、葱白、姜、椒、荜拨、胡椒等使入味。再将羊肚洗净，里朝外翻过来，将腌好的羊肉装入其中，装满为止，然后缝合。同时，在地上挖一土坑，加入柴火，将缝好的羊肚放坑里灰火上，用灰火掩盖，在上面继续添加柴火，烧到煮一锅米的时间即熟。这样做的羊肉香美异常，非一般烤羊肉可比。这种做法虽叫“胡炮”，但从选用香料品种之多、做法之细以及香料的产地来看，已不是单纯的少数民族食法，它一定是融会了汉胡技艺的新花样，所以才被贾思勰看作“要术”记载下来。
甘肃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有《揉面图》《进食图》。《进食图》盘子里端的好像是面饼类食品，而不像是肉类。将以上这些肉食、面食品种结合起来考虑，甘肃这一时期农牧兼营，面食、肉食并用的地方性食俗就很明显。
居住和交通
这一时期的居止文化亮点，既有前凉张骏在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所建谦光殿那样的豪华建筑，也有各地僧道的侈丽斋堂，然而最有时代特点的还是见于酒泉、嘉峪关魏晋南北朝墓壁画上，世族庄园的坞壁堡垒式宅居文化。
为了躲避战乱，当时甘肃和中原内地一样，到处都建有私人地主的坞壁堡垒。酒泉、嘉峪关魏晋南北朝墓壁画中，有数幅形式各异的坞壁画。所绘坞壁四周有宽厚耸立的围墙，围墙院的中央有一座高高的瞭望楼，墙外有树丛、田地和场圃。围墙上又有矮墙，有角楼，门下有手执木棍的看门人把守。据史书记载，像这样的豪强世族之家，都有大量的“部曲”即家兵，他们既护耕地，也有护家的任务。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兵营垒垒，门卫森严的屯营图，兜鍪裤褶、荷矛持盾、排列而前的出行图， 都是私家武装——部曲的写照。这些兵士完全听命于庄园主，保护主人的奢侈生活和财产，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社会现象。
当时一般的院落，有四合或三合院。它们有的是独院，有的是数进式多个套院。下层民众则仍住窝棚、草屋或窑洞。看来各种风俗的形成和流行，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这一时期的室内用具——胡床的使用很时髦也很普遍，它是由胡人开创的。史载晋武帝泰始（公元265年—274年）之后，中原“相尚用胡床”“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坐胡床与坐簟（diàn，竹席）相比，人的坐姿由“跪坐”转变成高坐，因而更加稳当舒适，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与进步。
交通方面，由于分裂战乱，没有建立起像秦汉那样的道路网，但各政权管辖范围内的道路一般通畅无阻。连接内地和西域的“丝绸之路”，这一时期又有新的发展。史载：“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在今阿富汗），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今克什米尔），为一道焉。”（《北史·西域传》）。各政权还沿用秦汉时期的驿传制度，设驿站，为来往官员、使者提供驿马和食宿。
这一时期，自天子以至百官士庶，除乘车外还普遍骑马。西晋时北方出现上马时所踩的单马镫，南北朝后期又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双马镫。马镫的使用能减轻人们骑马的体力消耗，有利于控制马匹。这一时代的低级官员和百姓出行还乘驴、骡，甘肃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多乘驼，运载货物主要用牛车。汉地民众出行，仍然是安步当车。嘉峪关魏晋墓五号墓的《驿使图》，画面中一个邮驿使骑在马上，头戴进贤冠，身穿右襟宽袖衣，足蹬长靴，左手举木牍文书，右手持马缰，驿骑四蹄腾空，飞奔直前。这幅画再现了当时甘肃地区驿使驰送文书的情景，也是我国古代邮驿使较早的形象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