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囤积狂”
■本报见习记者 夏杰艺
“你真的不考虑扔一部分吗？”
吴剑俐有近300次上门服务的经验，龚家凯的家算得上一个挑战。从客厅走到房间，至少有十个行李箱散乱地放在地上；厕所的浴缸里放着纸箱，里面是不知名杂物；约15平方米的卧室，鞋子收纳盒铺满了一整面墙，牛仔裤叠起来几乎堆到天花板……吴剑俐带着两位同伴，用了整整36个小时才完成工作。龚家凯承认，自己“有一定的囤积倾向”。
很多年前，“囤积”就在新闻报道中频频出现。人们通常看到的是穷困、孤僻、年迈的囤积者。如今，“囤积症”正在困扰大量像龚家凯这样的青年人。
打开微博搜索“囤积症”，会发现许多网友抱怨自己已“病入膏肓”“我上辈子肯定是只仓鼠”“房间爆炸了”；在聚集35万成员的豆瓣“极简生活”小组，有不少组员记录自己与“囤积症”作战的过程；小红书上，整理收纳师正成为“网红职业”，走进千家万户，为人们解决囤积问题。
《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将“囤积症”定义为“过量保存价值有限的物品且无法丢弃，导致生活空间极度拥挤、不能正常使用，对个人社会功能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的心理疾病”。不过大多数人讨论的“囤积症”，并非临床诊断意义上的精神疾病，而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物品正在蚕食我们的空间，我们却无力阻止。
然而，对于这一社会现象，我们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在知网上搜索关于“囤积症”的论文，发表于核心期刊的仅2篇，大多关注囤积的个人心理动机，对其社会成因暂无分析。记者向多位学者求证后确认，中文领域尚未出现以“囤积”为主题的社会学研究。
为什么我们无法停止囤积？人、物、空间之间的关系何时变得如此紧张？带着这一疑问，记者找到了几位囤积者和整理师。
“囤积症”
龚家凯经常在世界各地重复购买同一款物品。
他有20双看上去一模一样的新百伦运动鞋，“我很喜欢这个款式，就买了美国、欧洲、日本不同地区生产的”。卧室架子上，挤满了凯蒂猫和泰迪熊，他解释，“也不是喜欢，但泰迪熊是美国文化的一个标志，凯蒂猫在日本各个城市有不同版本。”还有客厅里一排排雷同的可乐瓶、行李箱，“都是去世界各地旅行时候带回来的，特意买的当地产的，我只要路过看到了就会买。”
龚家凯是吴剑俐的客户之一。他身材健硕，开朗而健谈，是一家大型跨国企业的高管，收入颇丰。他觉得，阻碍他“断舍离”的，是一种“神奇的超能力”——每次看到物品，他都能瞬间想起与此相关的人生细节：那件皱皱的黄色保罗衫，高中暑假去旅行社当导游时得到的，“那可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现在已穿不进去的牛仔裤，是20岁当健身教练时候买的，“我总在想，或许还有天能穿上”。
龚家凯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生，在美国长大，在上海工作，他始终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所以更喜欢那些有回忆、有沉淀的东西。”
王萱今年27岁，就职于北京一家知名互联网企业，在同事看来，她是一位“精致时髦的都市女性”，没人会想到她生活在一个如此无序、杂乱的空间中。
家门口的走廊，放着十来个未开封的快递纸箱；客厅里，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一个叠一个，堵住了进出的空间；阳台上，“杂物小山”堆得和冰箱一样高，地上散落着形状各异的收纳盒，里面塞着牛仔裤、毛绒玩具、衣架、洗衣液、零钱包。一个月前，朋友去找她，一进门就露出了“极其嫌弃的眼神”，待了不到十分钟就“赶快溜了”。
工作5年，搬家6次，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王萱的房间面积逐步扩大，与此同时，王萱对物品的渴望也在迅速增长。在床头柜上，王萱放了14瓶正装香水，虽然明知道香水消耗缓慢，不久就会过期，但“不买小瓶的，大瓶的这么摆着才好看”。
王萱想过，如果家变得简洁空旷，自己会开心吗？答案是否定的，她喜欢被物品包围的感觉。
她说所有物品都必须备齐，要考虑每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为了不知何时会登门的客人，她囤了十几双拖鞋，以及同样数量的一次性牙刷、毛巾、鞋套。她甚至在当时租住的10平方米房间中准备了两条长凳，“要是来了五六个人坐不下怎么办？”“别人囤货顶多考虑半年、一年，我要考虑两年、三年、很久以后”，“万一以后会用上呢”。
她觉得，这种“深谋远虑”或许源于童年时生活的窘迫。小学时期，她的父母突然下岗，生活一下子陷入窘境。她一直穿别人的旧衣，“在自卑与自负之间反复拉扯”，也曾被同学集体孤立，连一块橡皮都借不到。
所以，眼看着家一步步走向拥挤，她却有一种幸福的餍足感，“再也不要向别人借了！”
于晓静从囤积中品尝到的，则是久违的放肆。
晓静是“90后”，上海本地人，从出生起一家三口就挤在十余平方米的老公房，“手脚都伸不开”。结婚后，她和丈夫搬进了120平方米的新屋，望着空旷的三居室，她仿佛获得了一张囤积许可证，开启了疯狂购物模式。
化妆棉和蒸汽眼罩打折了？囤。抽纸多买几包更便宜？囤。李佳琦又推荐护肤品了？太划算了，囤。
不知不觉，她储存了两年都用不完的化妆棉和蒸汽眼罩，堆积的抽纸塞满了3个衣柜隔间，挖耳勺就有20多支，至于清洁海绵，“应该这辈子都足够用了”。晓静的丈夫也不甘示弱——他买了大量零食藏在家中各个角落，“也有童年遗憾要弥补”。
经过近300次入户整理服务后，整理师吴剑俐对“囤积症”已经见怪不怪。她的客户主要是25—40岁的人群，大多穿着讲究，有着较高的学历和收入。进门之后，却常常发现这样的情景，“有些家已经不是家了，没有光，没有风，密密麻麻全是杂物和垃圾，堆满整个屋子。”
消费装置
最近一次搬家，王萱不得不正视过多物品造成的后果。24个1米高的大号快递纸箱，都在10公斤以上，打包、邮寄、搬回、拆开、整理。沉重的箱子提醒她，要戒掉“囤积症”。然而，“断舍离”的路上有着无数绊脚石。
最大的障碍是购物软件精准的算法推荐。“世界上最懂我的就是淘宝，每次我心里想什么，它们就会立刻在搜索框和推荐页出现，你只要打开，永远也别想停下来。”
其次是朋友圈的代购。“她们总是搞那种饥饿营销，特别容易让人冲动。”当代购称疫情反复将导致闭关，她购买了两包甘梅粉，最终完整地放置到过期。
还有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关注的博主，“我特别喜欢香港演员吴千语，还有韩国演员车静媛，她们的穿搭对我吸引力太大了，就很想买同款来搭一下。”
每到“双十一”“黑五”等购物节，同样爱囤积的朋友向她发来商品链接，“赶紧去买”，“不买就损失了一个亿”。
更重要的是，她早已习惯将“买买买”当成不可或缺的情绪出口。今年上半年，职场和情场遭遇双重挫折，她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方式纾解自己，“几乎每天都在下单”，只有在拆快递的瞬间，她还能感受到一丝雀跃。
整理咨询师王泽宇发现，她们整理的速度甚至赶不上客户购买的速度：“我们两天前才登门测算，设计好一套整屋收纳方案，一到她家傻眼了，‘618’(购物节)一过，门口堆了十几个大箱子。”
深入走访了近百名囤积症患者后，《囤积是种病》的作者心理学家兰德·弗罗斯特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囤积者是市场营销的牺牲品：“我们都期望通过物品来获得快乐，不是出于实践和经验，而是由于大肆宣扬‘占有’取向的市场营销策略。”
作者指出，制造囤积者和囤积现象的，是一套精密的装置：一个以物品为中心的消费社会。它包含林立的购物中心、丰盛的橱窗、无处不在的营销广告，文化氛围高度商业化。这套装置运作的核心，正是对“占有”的普遍信仰——人们相信，“人之存在”等于“人之所占有”，将物品当作身份、价值和意义感的来源。
为了成为“真正的精致猪猪女孩”，王萱不停购买小红书博主的同款：煮火锅要用“网红摩飞锅”，煮面要用“日式雪平锅”，餐盘要选粗陶的，窗帘得换成定制的，床头桌要藤编的，台灯买复古的……她很快发现，“精致”意味的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连串的物品。
当于晓静还是家庭主妇时，她习惯于看直播购物打发时间。囤打折货给了她充实感，“沉浸在自己很持家的想象中，觉得给家里省了很多钱”，也给了她另一种价值——她期待收到物品后拍照上传的一刻，“就这么说吧，那时候的我，只是买一套SK-Ⅱ ，都要在朋友圈晒一下，好像那样才会更自信。”
如今她逐渐意识到，这一思维方式的问题所在：“我配得上，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买。我不买，并不意味着我低人一等。”
可当晓静试图逃脱这个装置——放弃那些“轻奢包”、背着自己喜欢的迪士尼卡通帆布包出门时，却遭遇了他人的质疑。她记得，有一次参加培训，在场不少女士都背着价格不菲的包，老师看见她，用令人不适的语气说道：“你怎么还背这个？”
心灵负累
过多的物品很快让人感到负累。
王萱起初勤于收拾，后来渐渐选择无视，任由快递包裹堵在玄关，有的放置了一年多都没打开。
于晓静则与丈夫频频因家务问题起争执。一旦看到丈夫下班后随手将外套搭在沙发上，她就忍不住怒斥他让家中秩序雪上加霜。两人互相指责，“你习惯太差了！”“是你东西太多了！”
与此同时，物品也掏空了收入。去年王萱辞职休息，才发现工作五年的存款还不够支撑在一线城市生活3个月。于晓静则在有一天收到信用卡账单后心里一惊，她发现作为家庭主妇的自己，每月竟有1万余元的信用卡债务。抬头环视整个家，囤货时的满足早已消失，只剩下无尽焦躁。
新浪乐居财经收集了13282份整理服务消费者的问卷数据后，在《2020中国整理行业白皮书》中指出，“91%患有‘囤积症’，83%衣柜衣物数超过500件。”
“‘拥有物和财富越多就越幸福’意义上的消费主义，作为现代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逐步流行开来。”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吴金海长期专注于消费文化研究，他认为，在它的指引下，人们热衷于占有和积累物品，促成了大众层面上的囤积现象。
然而，在更宏观的叙事中，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对于当前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背景下，应当如何缓解“社会囤积症”呢？
“如果我们把消费仅仅理解为对物的购买、占有和积累，那么这种消费与生产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由此，吴金海指出，消费区别于生产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一个过程，是对时间的一种消耗。
也就是说，当社会从“以占有物品为主的商品消费”转向“以时间消耗为主的体验消费”，大众层面的囤积现象便能得到缓解。
在《物窒欲》一书中，詹姆斯·沃曼提出了他的解决之道——发展体验式消费和共享经济，鼓励演出、展览、旅游、课程等体验式消费，增加更多像共享单车、民宿等更多有利于提高物品使用效率的共享经济。
“20世纪，我们曾用购买物品来拯救衰退的经济，21世纪，我们将用购买体验来解放拥挤的心灵，和岌岌可危的地球。”
舍弃之道
但是就个人而言，并非每名囤积者都需要改变。整理师吴剑俐指出，“问题在于，它是否影响了你的生活。你的经济状况、生活空间、心理状态，能不能承载这么多东西？”
当然，如果你为此烦恼的话，或许可以尝试重新思考自己和物品之间的关系。
整理培训师林杰潇发现，人们似乎天然地将占有物品认为是保存情感、自我、回忆的唯一方式。
一个典型的场景是，客户即使不喜欢朋友送的礼物，也会选择保留，认为扔掉是不尊重友谊的表现。面对类似的情况，她会尝试询问：“如果扔掉这些，你和朋友的感情就不存在了吗？”她告诉他们，礼物还可以通过文字、图画、录像等方式来保存。
她认为，“断舍离”的过程，正是让人们学会理解，物品与情感、自我、回忆并非密不可分。适度剥离，才能顺利地舍弃。“不过，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整理师王泽宇则在一次次的沟通中意识到，受囤积困扰的人，在深层次上可能存在某种“价值失序”。
“很多人没有去思考，我想要这个东西，是因为想用它来做什么呢？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生活？譬如很多单身的上班族，囤了大量漂亮的碗碟、锅具，但其实一年用不到两次。”她发现，一方面，人们习惯于通过“占有”代替“使用”的体验和快乐，另一方面，短期获取物品的快感，转移了注意力，代替了最缺乏的长期价值。
因此，她尝试在整理咨询服务中，引导客户思考“什么才是你想要的生活？”“你希望自己的家是什么样的？”
于晓静是王泽宇的客户之一，她依然记得，王泽宇当时的“灵魂发问”：“在上海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你有了这么漂亮的家，就用卫生纸把它填满吗？”
晓静忽然有一种“醍醐灌顶”感觉。她意识到，拥有一个干净整洁的空间，能让她和家人都感到舒心、快乐，这才是她心里最看重的。从那时起，她在购物上越发慎重，也更敢于丢弃不必要的物品。现在，她不再沉迷于在朋友圈炫耀包包和化妆品，而是将时间花在提升学历上，并找了一份幼儿园教师的工作。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曾向王萱提问，能否回忆最近3个月感觉幸福的时刻，王萱这样回答：
“一是拿到了自己最理想的职位，终于可以做一直以来想做的事，很有成就感；二是之前回家休息的时候，每周都会买一束花插在阳台，看到花那么茂盛，特别开心；三是在家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每天和妈妈拌拌嘴，有时候去爷爷家的菜园摘菜，爷爷还给我做饭，真的觉得很幸福。”
历数之后，她若有所思地说道：“这些好像和囤积都没什么关系。其实，我使劲地囤东西，可能就是太孤单、太需要陪伴了。”
(文中龚家凯、王萱、于晓静为化名) 【编辑:张燕玲】 （作者：张燕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