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车灯在深夜的城市里闪烁，急促的警报声回响在夜里空无一人的街道，车速开得很快，他们在跟死神竞速。
这是一辆上海120急救车。从4月23日到25日，记者跟随这辆车的急救医生谈亮亮、担架员黄增伟、驾驶员张星等多位120急救员穿梭在各个封控小区和医院之间，救治和运转突发疾病的危重病人。
在死神手里抢救生命
4月23日上午9时，救护车从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十院分站驶出。谈亮亮和两位同伴刚将2位住在封控小区阳性楼的患者送进了医院急诊室，三人正在对救护车进行消毒，电话再次响起。
“亮亮，闻喜路有个病人快不行了！”三人飞快地跳上车，张星一边拉响警报，一边将救护车驶出马路，在狭窄的街道上飞奔起来。
谈亮亮在救护车行进中用电话和家属了解患者的病情。
黄增伟和谈亮亮推着救护车前往患者所在的楼。
车厢内，谈亮亮拿起电话跟求救者联系：“我们是120，病人现在什么情况？”“啊！你们快点来！现在已经昏倒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位老爷爷惊慌失措的求救。“你听我说，不要急，是谁昏倒了？”“老太，老太！”“她呼吸心跳有吗？”“我不懂啊！你们快来！”“你不要急，我们现在在路上，你看一下她胸口有起伏吗？”
极力劝导下，老爷爷冷静了一些：“有，有起伏！”“是什么原因昏倒的，发生了什么事？”谈亮亮继续询问，争取提前掌握病人更多情况。“摔倒了，晕过去了。”“我们到小区了，你们楼现在封控吗？”“我们是封控区，不是阳楼。”“你们有核酸报告吗？”“没有，我们刚刚做好核酸上去，她就摔倒了……”
10多公里路程仅花了8分钟，救护车抵达一处封控小区。下车后，张星在前头狂奔领路，谈亮亮和黄增伟推着担架跟在后面跑。这是一个老式小区，求救人住4楼，没有电梯，急救员们爬楼梯到达患者家中。
谈亮亮在为一名心脏骤停的老人做心肺复苏。
谈亮亮和队员们对一名心脏骤停的老人进行紧急抢救。
屋内，80多岁的老太太躺倒在地板上，谈亮亮蹲下检查老人的情况后快速判断：“心跳和呼吸暂停，要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快去取LUCAS（自动心肺复苏机）！”随即跪在地上，双手交握，给老人做胸外按压。
谈亮亮用尽全力，持续快节奏地按压，不久，汗珠就透过护目镜从他额头上滚落。张星在一旁准备强心剂药水，给老人消毒、注射。2分钟后，黄增伟提着心肺复苏机进了屋，三人合力把老人从地上抬到了床上。
谈亮亮在救护车上监测老人的生命体征。
黄增伟拿着呼吸囊对老人进行人工通气。
房间内，自动按压机的声响和心电监护仪滴滴声交织在一起，墙上时钟的指针一秒一分地跳动。屋内的生活杂物散落一地，这是两位老人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此时因突发意外而一片狼藉。老爷爷坐在客厅的角落，眼神呆滞地看着身穿大白防护服的三个人忙碌。
漫长的6分钟过后，心电监护仪上开始跳出数字。“血压217，143，测出来了。”这表明老太太已恢复了心跳，恢复自主循环。
“请通知市北医院抢救室准备，我们马上将病人送过来。”负责联络的张星拿着对讲机和指挥中心联络。三人将老人抬上软担架，从4楼转折了几道楼梯才下来，推着担架床在小区狭窄的小道上一路狂奔，把老人推上了救护车。
在将患者极速送往市北医院急诊抢室后，张星和谈亮亮瘫坐在地上休息。
在市北医院抢救室，谈亮亮在为病人交接做准备。
救护车在马路上左拐右绕，车厢内摇晃得非常厉害。然而车开到半路，老人又不行了。谈亮亮在狭窄的空间内继续给她做心肺按压，用尽了全力让自己保持平衡，把力气汇聚到手部按压动作上。
5分钟后，救护车抵达在市北医院的急诊室门外，医护人员把老人推进抢救室后，三人瘫坐在路边的地上喘着粗气。“真的非常非常累，但这是有意义的。”谈亮亮沙哑着嗓音说：“我们把她从死神手里拉回来了。”
位于江湾镇站的洗消点，张星和黄亮亮在运送完一位患者之后对救护车进行消杀。
驾驶员张星（左），急救医生谈亮亮（中），担架员黄增伟（右）在等待救护车消杀的过程中抽空休息。
过去的30分钟都在这样沉重的喘息声中度过。没有多少时间停留，他们马上又要出发抢救下一个病人。
疫情下120的困局与无奈
疫情发生后，上海的120急救工作者正经受着一场极限考验。
“许多市民抱怨救护车难叫、救护车来得晚，救护车车组也多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但其实疫情以来，每一辆救护车都在超负荷运转，不堪重负。”十院分站急救医生王佳豪已经连续一个多月不分昼夜地连续工作。“疫情期间，急救工作变得非常困难，以前我们一天接几十单都不如现在接一单累。”
凌晨时分，唐仕杰和队友把病人送进了第十人民医院的急诊室。
4月23日，急救医生王佳豪收拾装备准备去支援一辆被压床的救护车。
4月24日，王佳豪所在的车组运送了一位93岁高龄的老人。老人罹患多种基础性疾病及并发症。“老人抗原检测是阳性，因发热及咽喉肿痛，并发呼吸困难，我们把他送到了华东医院发热门诊。”
受疫情影响，全市医院的急诊收治能力减弱，床位饱和，虽然医院也努力投入更多急诊人员，但120救护车还是经常遭遇“压床”的现象。“医院急诊或者发热门诊已经没有多余的床位可以给患者使用，导致患者的整个就诊过程只能在救护车的担架上进行，这使得救护车无床可用。”
在石泉路300弄，唐仕杰和队友们带着抢救设备准备进入一栋“阳性楼”抢救患者。
黄亮亮所在的救护车组将病人送往十院的急诊室，这里病人积压严重。
24日当天凌晨，王佳豪所在的车组再次因为被“压床”，他和车队在华东医院发热门诊外等候了整整一夜。“这就等于‘废’了一部救护车。后面需要救护车的人会因为无法及时叫到救护车而耽误治疗。”
为了解决“压床”问题，急救中心购买了大量简易担架床。“若医院里暂时没有床位的话，就先睡在我们提供的担架床上，这样起码可以让救护车继续跑起来。”但是这种方式并没能彻底解决“压床”问题。
在上海医疗急救中心十院分站，急救人员在排队等候做核酸，疫情以来，每天做核酸和抗原是必修课。
吴昕和队友刚结束白班的任务脱下防护服后，在十院分站吃晚饭，他们已经持续一整天没有喝过水进过食。
“就像一个‘无底洞’，我们提供的床很快都会被用完。”急救医生吴昕从事这一行19年，他说自己从来没有碰到过现在这种情况。
另一个困境在于，这段时间由于封闭在小区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不是危重症的市民会频繁地拨打120。“有的市民只是为了去医院配药也要拨打120，造成了救护车资源挤兑，真正需要急救的人叫不到救护车或者增加了等候时间。”
在进入一个封控小区后，黄增伟和驾驶员张星沟通救护车的停靠位置。
唐仕杰和担架员在等候电梯。
受疫情影响，救护车的运送周期也被拉长了。救护人员需要穿着防护装备，每运送完一单封闭小区或阳性楼的病人，救护车要开到指定的洗消点，进行45分钟消杀处理，确保下一单病人的安全，也确保急救人员的安全。
特殊时期，患者的就医流程和平时有很大不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居委会、街道等部门在安排患者紧急就医流程上有环节“卡壳”，也会影响市民正常使用救护车。
让每一个经手病人平安活下去
4月25日凌晨，急救医生唐仕杰所在的车组接到紧急呼救，静安区某封控小区的阳性楼一名80多岁的老人因为溶血性贫血出现了晕厥、意识不清醒的状况，十分危险。
唐仕杰在为腹痛，意识迷糊的老人做抗原，队友在一旁准备抢救设备。
唐仕杰在快速完成患者的抗原检测，结果将决定着老人是否能顺利进入医院急诊。
唐仕杰和同事穿着二级防护服赶到患者家中。由于现场是阳性楼，他快速给老人做了一次抗原，看到结果是阴性，唐仕杰松了一口气。在完成了一系列急救措施之后，老人被顺利送到了第十人民医院的急诊抢救室。
在120转运的病人当中，阳性楼病人的比例很高。“阳性楼的病人本应该由闭环的负压救护车转运小组来完成转运，而我们只是普通救护车。”唐仕杰说，“车辆不对，操作流程也不同。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接到大量住在阳性楼里甚至是阳性患者的急救单。”
一名急救医生在展示系统里派发的封控区抢救订单。
唐仕杰和队友把老人送进了一医院的急诊室后，收拾装备准备再出发。
最近，上海各医院都开出了“缓冲急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阳性患者就医的问题，但目前还远远不够。
“很多医院的急诊都没有办法收治阳性病人，我们带着病人到达就近医院后，往往因为医院无法收治，只能转运到另一家医院。”吴昕说，“有一次，救护车拉着病人跑了五家医院都无法正常入院，最后无奈只能把病人送回到家中。”
“劳累并委屈着，是每日工作的常态。”遇到市民的不理解时，吴昕会安慰自己：“与其去抱怨和鸣不平，不如利用这个时间多抢救一个病人。”
救护车刚完成消杀，就接到新的订单，谈亮亮帮助黄增伟穿着隔离衣。
谈亮亮和患者家属沟通要送往医院的情况。
谈亮亮这段日子都住在车队安排的酒店里，已经一个多月没回过家，没看见过家人了。“尽管有时会被误解，但是医生的工作就是救人，没什么好抱怨的。我能做的就是尽量让每一个经过我手的病人都能平安、健康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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