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的人口数据，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我国人口年自然增长率逼近零增长时代。
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2019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2018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
近5年的出生人口来看，我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明显。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专家计算2021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将创下新低，达到1.15左右。
如何看待我国新生人口数量下降趋势？未来我国人口数量会出现负增长吗？发钱补贴能提高我国生育率吗？
我国人口进入零增长区间，比预期提前5年左右
人口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近年来，人口数据发布都会引发关注，出生人口下降趋势明显。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指出，过去的多数人口预测中国出现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预计是在2027年以后，但根据目前的人口变化和新出生人口数据，中国人口零增长会比预期提前将近5年。
对于我国生育水平的下降，许多专家都已经有心理预期。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零增长区间的概念。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解释，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相差100万的时候，就处在人口零增长区间，“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会进入零增长区间。零增长区间的时间可能延续5年甚至更长时间，等人口变化稳定之后，才能确定是否进入负增长阶段。
七普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陈卫预计，2021年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将降至1.15左右。这一数据低于1.5的国际警戒线,掉落这一水平以下通常被认为可能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但在陈卫看来，没有必要过分纠结于短期内生育水平的高和低。即使夫妇的终身生育水平不变，比如平均都是1.8，那么在某个时期上仍然有可能是1.2，或者也有可能是1.8。因为生育指标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
“虽然现在的生育率很低，但并不意味着未来长期下跌，生育率是波动的，变化也有规律。”陈卫告诉澎湃新闻。
建国以来，我国的出生人口经历了三个高峰，呈现出周期变化的特点。
陈卫解释，人口的变化有周期性，出生高峰或低谷每20余年会不同程度地重现，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我国生育率大幅度下降，降到了1.5以下。
“那时候出生的人也就是90后和00后这些人，现在正是生育的主力。他们本身人数就大幅减少，所以现在的出生人数肯定会下降，生育率会很低。”陈卫解释，但是七普数据显示2010年后我国出生人口又有一个高峰，这个高峰带来的出生人数和生育率的上升将在2030年以后逐渐出现。虽然周期性的波动会不断出现，但未来波动的高峰不会完全达到以往的高度，会分散和降低。
陈卫预计，未来中国10到20年人口的自然增长不会一直持续下降，会在零增长附近波动，也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但不会有快速负增长。
多因素叠加致新出生人口下降迅速
贺丹总结了我国出生人口快速下降的原因为四大效应叠加，包括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效应、育龄妇女规模下降效应、生育主体代际更替效应、新冠疫情下的延后效应。
“经济社会发展成为生育率下降的主导因素，比如受教育水平、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水平、社会保障福利水平提升。”贺丹告诉澎湃新闻，加上“十四五”时期生育旺盛期妇女规模加速下降，从2020年的1.41亿将降至2025年的1.11亿，年均减少620万人。
这两年发生的新冠疫情对于生育的影响十分明显。贺丹表示，新冠疫情发生以后，许多人都面临工作不稳定，收入减少，有调查显示约30%原有婚育计划人群推迟安排。
什么是生育主体代际更替效应？贺丹解释，目前90后成为生育主体，90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他们的婚姻观念，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和对自我发展的要求，跟前面几代人相差较大。他们初婚初育年龄延后，不婚不育比例上升。
陈卫认为，尽管中国的婚姻推迟一直在发生，但是最近10年来出现加速推迟，他称为中国的“婚姻革命”，因为这是在婚育政策不断放松、没有限制背景下发生的。
“生育率走低，除了妇女生育意愿低这个内在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就是婚姻推迟。”陈卫告诉澎湃新闻，目前他正在做婚姻推迟方面的系统研究，希望探讨中国婚姻推迟的特征和决定因素，提供政策建议。
如何看待我国的人口形势
“90后婚育突然变化，与社会变迁有很大关系。”陈卫表示，需要把短暂的人口变化放在更长远的时间来考察，不要觉得目前的低生育率就非常可怕。
面对我国当前的人口形势，贺丹对澎湃新闻总结了四点：不要恐慌、高度重视、冷静分析、精准应对。
去年中央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并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贺丹表示，《决定》是中央在深入研判人口变动态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在配套措施中都有针对性安排，所以面对目前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不要恐慌，但也要高度重视。
“生育率下降有长期的必然因素，规律性因素，也有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贺丹表示，生育水平如果变动太大，出生人口规模大幅减少，对经济社会带来重大冲击，不利于我国调整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以积极应对人口变动。
贺丹指出，如果应对得当我国的生育率还是有增长空间，关键是要找准政策的着力点，精准施策。
“发达国家比我们早四五十年应对老龄化和低生育的问题，他们有许多经验都值得借鉴。”贺丹表示，并不是说他们所有的经验都可以用，但是发达国家踩过的坑我们可以避免。
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低生育率的发达国家都采取过各种办法来鼓励生育，其中经济补贴最为直接。
近期任泽平团队提出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此言论一出引发了广泛关注。
我国的人口形势需要靠“印钱生娃”来应对了吗？
在陈卫看来，经济补贴对于鼓励生育是可以起到部分作用的，但各种配套政策需要深入论证、精准施策。
“关键是给多少、怎么给，补太多了国家负担不起，而且会违反经济规律，给少了也没有刺激作用。”陈卫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