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辽东经略熊廷弼，力主放弃辽西退守关内，因此举国声讨，最终被杀，传首九边。
后来的另一位守辽辽东督师袁崇焕，此前曾拜访熊廷弼，请教守辽方略。当他看到熊廷弼血肉模糊的首级时，一时悲愤，便写诗追忆此事，称颂熊廷弼是“才兼文武无余子”，感慨他“功到雄奇即罪名”。
【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教夜谈兵。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 】
平心而论，熊廷弼弃辽之举，确实是完全不懂大明王朝政治法则的一大失策，他被杀也有些咎由自取的意味，不全是因党争造成的冤案。
辽东经略：熊廷弼
熊廷弼的弃辽主张，此后又为另一位大员王在晋所继承，他与孙承宗“守辽”还是“弃辽”的争论，至今仍然是明末历史爱好者争论不休的话题。
确实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萨尔浒之战惨败后，辽东就已经成为大明帝国流血不止的伤口，难以痊愈的恶疾，与其将举国精兵强将、大量财政支出白白耗在此地，修建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城堡壁垒，养一支不敢和清军野战、只会用大炮守城的所谓“关宁铁骑“，
关宁防线缔造者：孙承宗
倒还不如及时止损，退守山海关，先平息关内十三省的内乱，哪怕将辽东辽西的千里疆土白白让给后金（满清），也好过真实历史中大明亡国、华夏沉沦、衣冠丧尽的地狱场景。
然而，持这派“弃辽”观点的人，永远忽略了一点，熊廷弼和王在晋的方案为什么不可行，两辽为什么不可弃，根本原因，还是不止是弃土割地，对从胡虏铁蹄中浴血重生的大明王朝，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而且更是北京作为帝国都城的必然。
正如大宋太祖皇帝赵匡胤之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不管是要对关宁军为代表的辽东军事集团有足够信任，甚至容忍他们的半藩镇地位；而帝国还不遗余力地以财力支援，就像唐朝中晚期对边疆各方镇，宋朝对麟府折氏那样；
还是直接止损割肉，索性放弃辽东，就和唐朝放弃辽东，宋朝放弃灵夏，明朝放弃安南那样，大前提都是——迁都。
一个国都就在北京的大帝国，怎么可能容忍区区六百里外的山海关外就是国境线，对面是新崛起的强大异族政权；亦或者山海关外就是一个强大的威福自专的藩镇，自己竟还要举国之力去供养之？
明朝和后金对峙
东汉末年时，因为羌人不断叛乱，朝廷大员们也大有放弃凉州之呼声，然而此朝议能被提出的前提，也是因为汉朝国都早已是洛阳，而非长安了。
历史上朝廷中枢之所以会通过袁崇焕等人，对毛文龙的东江镇、祖大寿的辽东镇，辽东军事集团最大最强的两股势力，进行各种打压限制、分化利诱，同样基于辽东离京师太近、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的浅显道理。
而仅仅是“列祖列宗陵寝，宗庙所寄“这个理由，就足以否决一切迁都意向，不论谁敢提议迁都，都会被政敌们一哄而上，撕扯粉碎，下场并不会比熊廷弼强太多，所以，此问题完全无解。
历史上的明朝，要一直到松锦大战后，打光了帝国最后一支十余万人的机动大军团，放弃辽西，退守山海关才变成最终无奈的选择；
可这个时候再想迁都，中枢已经完全没有武力保障，不足以压制江南各路军阀了。对此时的崇祯皇帝来说，就只剩等死和晚死的不同。
崇祯皇帝：朱由检
虽然哪怕北京城破前几个月，中枢朝令还能切实下达到全国各地府县，南北十三省人事权也看似尽数执掌，然而这只是基于体制的惯性，一层随时即可刮破的窗户纸。
真以为无兵无钱的崇祯皇帝、或是太子逃到江南，就能帝皇光环全开，让江南军阀左良玉们纳头就拜，俯首听命么？如果他们真的忠心赤胆，大明朝又会怎么落到这个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