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人口专家贺丹：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释放生育潜能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的人口数据，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我国人口年自然增长率逼近零增长时代。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零增长区间的概念。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解释，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相差100万的时候，就处在人口零增长区间，“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会进入零增长区间。
去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针对我国目前的低生育率情况，我们需要怎样的配套生育支持措施？如何促进我国生育潜能释放？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话贺丹，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 对话贺丹 澎湃新闻：去年中央做出决定实施三孩政策并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但从去年的生育率看，目前的政策对于提高生育率似乎并未发挥太大作用，你怎么看？
贺丹：以前我们在控制人口增长阶段，生育政策对于抑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作用较大。但实际上从“单独”政策和全面两孩政策以后，政策效应就释放完了，政策对于生育水平的抑制作用基本上没有了。
现在对生育水平能够起作用的是经济社会因素。现在的生育水平就是对外部经济社会条件的合理的反映，例如对新冠疫情影响的反映，也是群众根据自身情况对生育计划的自主选择。
我们要全面系统地理解中央优化生育政策的决定，首先是取消限制措施，其次是对生育支持政策的构建。政策效果从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到最后生育行为，有一个时间过程，不会政策发布后立马就在生育水平上体现出来。
目前我国生育率较低，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未来生育水平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政策支持的力度。
澎湃新闻：目前许多地方已经出台了许多配套支持政策，比如延长产假，出台育儿假等，这些措施会带来哪些影响？有的人提出，延长产假会加剧女性在职场中的就业歧视，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贺丹：我们有调查发现，在全面两孩之后，在有生育保险的人群中，两孩政策效应发挥了很大作用，基本上想生的都生了，但没有生育保险的女性效果就一般。
目前我国的生育保险筹资渠道单一，都是用人单位缴费。而且目前生育保险覆盖面比较低。
许多没有生育保险的女性，如果怀孕了只能离职了。从2019年的数据来看，当时出生的人口有1400多万，但真正享受生育津贴人只有400多万。
从顶层设计来讲，我们要抓紧生育保险制度研究，建立相容的生育保障政策体系。
我们面临所有的生育支持政策制度重构的一个过程。从抑制生育到支持生育转变，我们的制度构建任务紧迫，难度很大。
澎湃新闻：你觉得在我国让育龄女性想生、敢生，还需要哪些支持？
贺丹：生育主体、决策主体都是女性，积极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须以促进社会性别平等为主要内容。帮助年轻父母平衡职业发展和家庭责任的政策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那些让女性回家的政策会适得其反。
在社会性别较平等的北欧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生育水平接近更替水平。而南欧和东亚一些国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占据主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均相对较低，甚至长期陷入“低生育陷阱”。
现在在中国的语境里面，我们很鼓励男性参与育儿，我觉得中国的男性在这一方面挺好的，主动参与家务劳动、参与家庭育儿贡献都在提升。
我们应该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融合现代文明理念，鼓励家庭育儿的祖辈支持和男性参与，倡导适龄婚育、代际和谐、性别平等、责任共担的新型家庭文化。
澎湃新闻：你也提到我国生育水平还有上升空间，对促进我国生育潜能释放你有哪些建议？
贺丹：2019年我国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和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92个和1.73个，显著高于当前生育水平，个体生育意愿受外部约束未能完全实现，所以要综合施策，更好地满足群众生育意愿，释放生育潜能。
以促进职育平衡为着力点，加大对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参考幼儿园补贴标准，确保托育服务的普惠性，避免市场化带来的高额托育价格；参考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对于托育机构“砖头、床头、人头”一起补，把普惠入托率作为核心指标；以后建机制比建托位更重要，需要统筹调配学位、托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积极构建以生育保险为基础的生育保障基本制度。巩固生育保险制度在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柱地位。依法全面落实产假政策，探索弹性休假制度，延长配偶陪产假和育儿假等假期，鼓励家庭育儿的男性参与。促进性别平等、鼓励女性经济参与和社会参与。
最后，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扩大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可及性，降低服务成本，逐步将其纳入医疗保险范围，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